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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两次课,班级里那个叫R的小女孩都没有来。

她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平时也很少在办公室看到她。我问她的妹妹Z,Z告诉我,R要参加一个活动,所以没来。

什么活动我没听清楚,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她不想再来的托辞。因为,上一次的“池塘之底”课的课上,我讲的就是关于“女权”的主题。当时我直言不讳地谈到她名字背后的含义,大家也很自然地笑了起来,然后看着她。

我想,她当时应该会有一些想法的。

我其实有想过她的感受,但是,鉴于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认识:回避永远不会解决问题,我还是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引入主题。

我当时想,下课后方便的话应该和她谈一谈的。

但等我忙完,她早已不见了踪影。

在“池塘之底”的班上,她总是如此,总是坐在后排,一个人默默地来,一个人默默地消失。若非是那次课的主题,我想我很难关注到她。

上个学期,“池塘之底”课程刚设立不久,退出的人数多出了我的估计。这时班级里的Z拉来一个小女孩,告诉我说,她也想加入进来。我简单问了她几个问题之后,就让她下个周来上课。

后来才知道,那是Z的姐姐。但两人长得一点也不像,当时我并没有看出来。

来到班级,她也并不和Z坐在一起。

“那,她还来吗?”我问Z。

“来的。”她说。

我点点头,说:“下次有事,一定要让她自己来跟我请假。”

但我并不确定她会回来。说实话,班级里陆续有人退出,我都不知道她两姐妹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虽然我告诉学校,我开设的是一门阅读课,但这里“阅读”的概念实在是相当宽泛。相比纸质书本,网络上的内容,其实占据了绝大部分:TED的演讲、MOOC学院的学习、网络上的短文或诗歌、还有观看电影和写影评。而这些,没有电脑和网络是没办法完成。

但问题是,她们家里没有电脑。

我问过Z,家里情况怎样,她说还好。然后,我说:“等你妈妈有空的时候,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好几天后,我才接到她妈妈的电话。我与她交流了一些我的看法,告诉她,如果足够相信孩子的话,那么就给孩子买一台电脑,便宜一点的也不要紧。

她说本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还说对于妹妹,她还是很放心的。

不过直到现在,她们家里依然没有电脑,但她们却依然出现在周五的班级里。特别是Z,从未缺过一次课。

我想,是不是那一次课的内容伤到了R:原来在父母心中,我是这样的存在。

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对的,若是因为现实的残酷就粉饰或回避,实在是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我只是想,我是不是着急了一点,对她们而言,这样的话题是不是早了一些……

但我并没有更多地想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她谈话,没有问她为什么,至于她下次来还是不来,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好多想法都还没来得及实施,好多感受都没有确定在纸上,而期中考试也快要来临。连每个周要批的随笔,都总是拖到周四周五才能完成。

这个周直到周三,五班的随笔才解决了一大半,而四班的还未开始。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五班一位同学的随笔,名字叫《二娘》。

看完后,我停了下来,将红笔扔在了办公桌上。

(本只想拍下来,但为了不影响阅读,还是打了出来。修改了一个错别字。)

二娘

二娘,虽叫她二娘,但我却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只是学校里小店的老板娘,但她却指引了我人生的正确方向,指引我我人生的道路。

那时,我才上一年级,看着同学经常去小店买零食,我很羡慕。但奶奶很“小气”,不给我钱。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看”零食时,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当老板娘不注意或去里间拿东西时了,我可以偷偷把零食装在口袋里和外套里。当然我只是想想而已,我并没有勇气做到。

在下一次,我一个人去小店时,我偷了些零食,那时二娘去里间拿东西了,我就偷偷拿了几个零食,塞在外套内,然后我就走了。一开始我很害怕,在我想怎样把零食解决掉时,我的好朋友来了,于是我就和朋友一起分享了。那以后,我经常会偷几个零食。直到那一天。

我依旧如往常一样想去偷东西。二娘在学校幼儿园里,离小店很近。就在我想今天吃什么时,我的一个朋友不小心把二娘的钱罐摔坏了。然后她藏了一些钱,被我发现了。我去向二娘告状,二娘说:“没关系,你也不是经常偷零食吗?”这句话深深击中了我的心灵,让我感到无比羞耻、惭愧。然后我帮二娘把钱捡起放进罐子里。我就再也没偷过东西。

二娘没意识到,她的这句话挽救了我的灵魂,要不然,我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了。爸爸说可能是二娘看我可爱,没跟我计较。

写这篇随笔的是五班的一个小姑娘,性格文静内向,成绩不错,看着也聪明伶俐,但偶尔也会不写作业。

之所以将红笔扔到办公桌上,是因为一来一时之间,我不知道如何给评语。二来,她的关于偷东西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事。

我拿起茶杯,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我想起了李家河,想起了湖北那个被大山牢牢封闭的小镇子。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和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打我有记忆开始,我就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白发而驼背的外婆、因掉牙而瘪嘴的外公,充满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至于我的父母,一年里能见到两次,暑假一次,寒假一次。

外婆说,他们工作很忙。

多年以后,我也做了老师。我终于知道,老师的工作该有多忙。

不过,外婆对我非常好。比如说,她每天会给我四毛零花钱,在那个时候,能买一碗肉馅的馄饨,或是四碗米豆腐,或者是八个油粑粑。

现在看来自然寒酸,但在当时的环境看来,已经非常不错了,那时班级有不少同学,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但即便如此,到了四五年级之后,我还是觉得钱越来越不够用。谁买的玩具枪能打破玻璃,谁家的塑料宝剑和电视剧《雪花神剑》里的一模一样,还有,我们约好了这个周末要去来凤师范去看实习老师的。

当时,学校来了一批来凤师范的实习老师。他们与我们的任课老师并不一样,年轻,温和,不仅不拖堂,下课后还让我们不要呆在教室学习,要我们出去玩,我们不去,他们还反复来劝说。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漂亮,好看的手腕上带着如同鸡心大小的手表,说话的语气非常非常的温柔。“你叫什么名字?”——她大概只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但我到现在还能记起她的声音,和她那双看着我时的美丽眼睛。

但他们教我们不到一个月,就要离开。他们向我们告别的那天,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哭了。

就在告别的那一天,在做广播操的时候,有同学发现了他们遥远的身影——他们出现在镇子边上“凤凰山”的山顶上。当我们确定是他们之后,我们呼喊着跑出校门,跑过李家河的街道和小巷,跑到山脚,然后冲上山顶……

“回去吧,回去吧……”

他们看到我们,大声喊我们回去。

我们跑到他们眼前,“嘿嘿嘿”地腼腆发笑,然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又呼喊着冲回学校……

那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后来,我们私下里就约好了,下个周末,要去来凤师范,去看他们。

来凤离李家河二十五里,车费是一块两毛,来回的话要两块四,还有吃午饭和喝水,起码要三块钱。

我攒了几天的零花钱,但远不够三块。

一天晚上,段铁匠的老婆来买洗衣粉——当时外婆在十字街口摆摊维持生计,偶尔,也会有街坊到家里来买一些日用品。

那晚外公外婆都不在家,我找了半天,才在一个小纸箱里翻出一包“活力28”给她。

她给了我两块钱,有意无意地提醒我:“要是我,钱我就自己拿了,反正你外婆又不知道。”

听到这句话,当的我居然有被击中的感觉一般,因为的的确确,就在拿那一包洗衣粉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周末去看实习老师的约定。而且从我找到那一包洗衣粉的位置来看,它肯定是被遗忘在那里,即便我拿了,外婆也不可能知道。

我怯怯地看了铁匠的老婆一眼,她正用那种鼓励的眼神暧昧地看着我。
我想当时的我必定面红耳赤。而她,也必定洞察出我的想法,而且判断出我接下来必定会那么去做。

若非如此,将不会出现接下来在整个童年时期最让我羞愧的一幕。

多年以后,我和老婆谈到最让我们羞愧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提到过这件事。

那时候的外公和外婆都喜欢打麻将。一次晚上无聊,我也坐在一旁旁观。

段铁匠的老婆也在,看到我,她突然来了一句,你家华子偷钱了!

我猝不及防,只是异常惊慌地看了她一眼。她看了我一眼,继续打麻将,继续轻描淡写地对外婆说:“那一天我在你们家买了一包活力28,如果华子没把钱给你,那就肯定是他偷了。”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当作好孩子来看,成绩优秀,不撒谎,不调皮捣蛋,外婆不知多少次在人前人后夸我。

但在那一刻,我被强大的羞愧感淹没。我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必定四肢僵硬,浑身冒汗,外婆只要看我一样,我想我都会马上大哭起来。

但外婆自始至终都没看我一眼,她只是继续安然地打麻将,语气不急不缓地说:“他不会。”

而段铁匠的老婆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她反复说了几次。

但外婆要么不搭理,要么只是轻声嘀咕:“他不会。”一边专心打麻将。

“他不会。”外婆的话语几乎不带任何情感,彼时彼刻,她想必正沉浸在对麻将牌的思考之中——白发苍苍的她,实在是需要专心致志才能与那些比她年轻那么多的人来玩两圈麻将。

但就在那轻声的、不带情感的言语中,我感受到了外婆对我毫不怀疑的坚信。

我的内心也由此接受着深重而又无言的审判。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从家里偷过任何东西。以前,还从家里偷过米来着,然后到学校门口的小贩那里换油粑粑吃——那是从一个农村同学那里学来的,他请我吃油粑粑的时候,没有掏钱,而是从衣服里掏出一小包大米。

而外公不光喜欢打麻将,还喜欢制造麻烦。早先有一次,脾气火爆的他狠狠地当众收拾了在我家里偷了五毛钱的段铁匠的儿子。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发生后来那件让我羞愧的事情的引子。

但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私下里拿那两块钱。虽然在现在看来,段铁匠老婆的“诱导”极具心计,甚至是下作。但我自己想拿,那才是我偷钱事件的根本原因。

“华子是一个好孩子。”我想,这是外婆那个时候植入我心里的东西。小学毕业后,我被父亲带走,后来的许多事情,都远不如早先所想,中学的几年里,过得异常艰辛。但我没有像初中时代的哥哥一样,拿着杀猪刀追着别人砍;也没有像邻居杨三毛一样,在学校偷鞋偷裤子、偷钱偷电视,最后被开除。我走了一个好孩子应该走的路:读书,上大学,然后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虽然实质上,我并不怎么喜欢安稳的、没有创造力的工作。

我拿起笔,
写完评语,忽然想起前两天看到办公室同事发的一则微信,她说她是福尔摩斯,让班级里的小贼供认了罪行。

“是谁?”我问。

“R,你不知道吗?“她诧异地看着我。

啊!是她?

我想起了那个安静的,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来,又一个人默默地离开的小女孩。

“六年级一开始就偷,几十啊,一百的,早就开始怀疑她了,就是没证据,这一次……”\
……

“你如果相信她们的话,那么就给她们买一台电脑。”那一次,我这么告诉她们的妈妈。

“本来是想给她们买的,妹妹呢,我还是很放心的。”Z的妈妈这么告诉我,她没有提到姐姐。

Z是妹妹,R是姐姐。

周五的课,R还会不会来呢?

我不知道。

周五的早上,我修改了一部分课的内容。上课之前,我另外准备了一则TED,心理学家布琳.布朗的《脆弱的力量》。

上课的时候,R来了。

依然是一个人默默地来,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最后。

时间的关系,后来我并没有来得及放布琳.布朗的《脆弱的力量》。但是,我念了那篇名叫《二娘》的随笔,我也讲了我小时候的那件关于“活力28”洗衣粉的故事。

“这是我第一次当众讲这件让我羞愧的事情。”我看着他们,看着R,“我们都会犯错,但,那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变得优秀。”

他们看着我,R也看着我,他们或许明白了我要所说的,或许,也没有明白。那么,我想,下次课上,我们可以放布琳·布朗的《脆弱的力量》,对了,还有沙卡·桑戈尔的《为什么你最糟糕的一面不能定义你》。

1991年,沙卡·桑戈尔枪击并杀死了一个人,而在多年的监禁和反思之后,他成为了密歇根大学的老师,并且帮助那些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重拾人生,并且走上TED的讲台,告诉人们:

你最糟糕的一面,不能定义你!

文 / 朱春华

朱春华,珠溪中学语文老师,在学校开设”池塘之底“读书交流会,MOOC进中学和他长期保持联系。本文经过双方老师的同意,发表在MOOC学院.

如果你想联系朱春华老师,可以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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